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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钢铁 不惑奋斗

杏耀-杏耀娱乐-杏耀官网_杏耀登录地址 时间:2019年11月28日 05:53

  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来信祝贺并赠送锦旗:“为工业中国而斗争”!

  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为工业中国而斗争”!从此成为中国钢铁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成为近70载一代又一代钢铁人薪火相传的强国梦想。

  1978年12月23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打下第一桩。1979年9月,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视察宝钢并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解放思想,持续创新。从此,中国钢铁人挺立时代前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拼搏、杏耀娱乐成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实践,一马当先。

  2016年6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河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习近平说:“我相信,在双方密切合作下,斯梅代雷沃钢厂必将重现活力,为增加当地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塞尔维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方案、世纪蓝图!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者,中国钢铁人整装再发,踏上新时代的新征程。

  中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的40年,是彻底结束钢材短缺时代的40年,是装备技术水平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40年,是钢铁企业大步迈向现代化的40年,是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不断发展壮大的40年,是绿色发展理念从无到有并逐步上升为企业发展本质要求的40年,是中国钢铁人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英模辈出的40年,也是从粗放到集约、从注重量的扩张到注重品种质量效益提升的深化发展的40年。

  中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的40年,赫赫丰碑,处处屐痕,无不闪耀着解放思想、实践创新的光芒,无不揭示着继续奋进的方向——改革开放,是国与钢的命运抉择,是钢铁工业前进的逻辑,是中国钢铁工业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的决定性因素。

  回顾钢铁工业改革开放的40年,要从“三打两千六”谈起。因为透过这个截面,可以看到冲破桎梏的强大动能,看到改革开放怎样带来生产力的极大释放,进而看到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钢铁工业的历史使命。

  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也是奠定新中国“钢铁之基”的时代。从鞍钢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高炉等“三大工程”改扩建,到武钢、包钢、攀钢等一大批钢铁企业的建设,在艰苦奋斗中,中国钢铁工业初步建立起了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焦化、耐火材料、铁合金、炭素等比较完整的要素结构,地质勘探、工程设计、建设施工、设备修造、科学研究、冶金教育等比较齐全的行业门类,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相结合、具有3500万吨钢生产能力的新中国钢铁工业体系;培养造就了一支以钢铁强国为己任、英模辈出的数百万钢铁职工队伍。

  那也是一个想钢盼钢的时代。翻开1959年3月17日的《大公报》,《全国钢铁职工在京誓师,夺钢大战序幕展开》的头条标题映入眼帘。一年又一年的“夺钢大战”寄托着钢铁人的强国情怀,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尽管有“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的困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钢铁人坚韧前行,使钢产量在1973年达到2522万吨的高点。1974年~1976年,每年都计划产钢2600万吨,但是没有一年能完成这一指标, 1974年钢产量下降到2112万吨,1975年钢产量达到2390万吨,1976年再下降到2016万吨。这就是业内流传的“三打两千六”。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近两年的拨乱反正,钢铁企业先后开展了恢复性和建设性整顿,中国钢产量终于达到3178万吨。1978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完成三千万吨钢而欢呼》。

  据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袁宝华回忆,在1975年5月份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钢铁工业要解决4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是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是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领导、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根据邓小平的思路,中央调整了冶金部领导班子,中央13号文件(即《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得到迅速贯彻,6月份即达到日产钢7.24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钢铁工业终因前5个月欠产太多等原因,当年未能完成2600万吨的计划目标。1976年,因为“四人帮”大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钢铁生产再次遭到破坏。但是,从邓小平的整顿思路和措施,以及粉碎“四人帮”后钢铁工业迅速突破年产3000万吨钢大关的实践,我们已经看到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滥觞。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上海市原市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则从装备技术层面分析了原因:1955年、1956年,发达国家氧气转炉已经规模投产,炼一炉钢由平炉的5~6个小时减少到40分钟左右,炼钢效率大大提升。到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平炉基本上已全部淘汰。但改革开放初的中国只有平炉和小型侧吹转炉,工艺过程不连贯,炼钢与轧钢脱节,不仅能耗高而且生产效率低。

  “三打两千六”让一代钢铁人深刻反思。这样的反思,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越来越明显,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年产亿吨,世界第一,其功巨矣,其业伟哉!”1997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亿吨钢铁壮国威》的评论文章,抒发着对钢铁的热切期盼。

  1996年,中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实现了几代国人的梦想,既壮了国威,也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92年),是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范围,营造市场竞争主体。对外开放则主要是在全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新建宝钢和天津大无缝的同时,创造条件鼓励企业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改造落后的产业基础,缩小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93年~200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改革财税制度、实行市场定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探索股份制改造,实施债转股改革,同时大量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随着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钢材出口关税大幅度下降和彻底取消对进口钢材的限制,钢铁行业成为首批迎接国际竞争洗礼的行业,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

  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01年~2014年),政企分开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原冶金部撤销基础上于1998年成立的国家冶金工业局,于2001年2月撤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作为钢铁行业的自律性中介组织走上前台,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国家开始运用市场化手段取代过去单一的行政命令,通过制定、发布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准入标准等,对行业进行管理。同时,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入,股份制改造加速推进,民营钢铁企业快速崛起,并购重组加紧进行。此外,钢铁工业利用国外资源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进口铁矿石占比超过50%,一些企业开始走出去投资或收购国外矿山,全球化水平大幅提升。

  在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和扩大企业发展能力和空间的政策措施推动下,中国钢铁工业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观念和体制束缚,探索创新、拼搏奋进,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一举结束了钢铁短缺时代。中国钢产量自1996年首破1亿吨后,2003年突破2亿吨,2005年突破3亿吨,2006年突破4亿吨,2008年突破5亿吨,2010年突破6亿吨,2011年突破7亿吨,2013年突破8亿吨后一直保持在8亿吨以上的规模。

  1978年~2017年,我国粗钢产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长, 2017年产粗钢8.32亿吨,2018年上半年产粗钢4.51亿吨,占世界钢铁产量的半壁江山。

  1978年,全国只有鞍钢1家企业的年钢产量超过500万吨;2017年,宝武钢铁集团年钢产量达到6539.27万吨,河钢集团年钢产量达到4406.29万吨,沙钢集团年钢产量达到3834.73万吨,鞍钢集团年钢产量达到3421.98万吨,2000万吨~3000万吨企业达到4家。

  2004年7月13日,《财富》杂志推出年度世界500强排名,上海宝钢集团公司首次进入世界500强,名列第372位,从而成为中国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中第一批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此后,更多钢铁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榜单。2018年,中国宝武、河钢集团、沙钢集团、新兴际华集团、鞍钢集团、首钢集团携手进入世界500强。

  2018年4月23日,随着最后一炉铁水出铁完成、高炉休风结束,华东第一高炉——马钢9号高炉在运行65年后被永久性关停。

  1958年9月20日和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曾两次登上马钢9号高炉炉台。如今,这座高炉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工业遗址予以保存。

  曾任马钢党委书记的原冶金部副部长,原国家冶金工业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王万宾,在得知消息后激动地说:“9号高炉是马钢人心中永远的丰碑!马钢决定永久保留毛泽东主席两次视察的9号高炉,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性举措!”

  2013 年开始,随着国内第三产业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我国进入到粗钢生产消费峰值平台区。2014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各类深层次问题开始爆发,钢铁行业效益持续下滑。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和实际消费量双双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同时,粗钢产能利用率不到70%,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面超过50%。钢铁工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2016年,《国务院关于化解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实现脱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6号)发布,明确提出5年内要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亿吨~1.5亿吨。紧接着,8个涉及奖补资金、财税、金融、国土、环保、职工安置、安全、质量等方面的配套支持文件紧锣密鼓地发布,化解过剩产能的具体工作机制也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起来。随后,彻底取缔“地条钢”毒瘤的大限日,被定格在2017年6月30日。

  就这样,适应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要求,实现由量向质的根本性转变,中国钢铁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再次承担起先行者的重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至2015年3月,鞍钢集团攀成钢累计关停过剩产能350万吨,平稳分流安置9000多名职工;至2015年12月22日,杭钢用5个月时间,快速平稳关停半山钢铁基地,妥善分流安置职工12000人。

  2016年6月20日,宝钢不锈2500立方米高炉正式关停;8月31日,曾为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立下功勋的包钢2号高炉正式开始拆除。

  2017年4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山钢济钢,对工人们说,国家不会忘记你们做出的贡献,一定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生活,确保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2017年7月8日,山钢济钢在济南的钢铁产线全线安全停产,济钢转型发展迈出坚实一步。

  2017年9月5日,李克强走进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在一片正在拆除的落后产能厂房前,李克强寄望太钢浴火重生。

  2016年、2017年,钢铁行业分别压减产能6500万吨、5500万吨,2018年将再退出钢铁产能3000万吨。到2018年末,我国钢铁行业预计压减过剩产能1.5亿吨。同时,我国还取缔了1.4亿吨“地条钢”产能。生产力结构得到优化,钢铁行业市场环境逐步好转,摆脱了劣币驱除良币的局面,2017年,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已恢复到80%左右;市场价格和企业效益逐步回升。2018年上半年,钢协会员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基本达到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运营质量不断提高。

  中国有效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为全球钢铁市场回暖做出重大贡献。世界钢铁协会总干事埃德温·巴松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公布去产能目标的国家,中国引领世界钢铁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钢铁工业装备技术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画卷,在40年里壮阔展开。

  继宝钢建设之后,1989年6月,全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天津钢管公司开工建设。同时,原冶金部提出“立足现有企业,走挖潜、改造、配套、扩建的路子”,重点抓好现有钢铁企业的技术改造。1994年,原冶金部提出大力推进淘汰落后,采用新技术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拉开了采用高炉喷煤粉、连铸、溅渣护炉、热装热送等六大共性先进技术改造的大幕。进入21世纪,钢铁工业依靠引进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装备技术向着大型化、高效化、自动化、长寿化和生产过程环境友好的方向加速发展。如今,中国钢铁工业的装备技术整体上达到或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05年12月,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新3号高炉建成出铁,该炉容积为2000立方米。这是当时世界上钒钛磁铁矿冶炼高炉中容积最大的。

  1977年5月,将要担任原冶金部部长的唐克拜访了邓小平,谈起打算在沿海引进设备,利用国外矿石资源建一个钢厂。邓小平当即表示:“要搞就搞个大的。花点钱,买些现代化的设备回来。”这段41年前的对话,不仅让我们感受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烈愿望,还让我们看到了优化钢铁工业布局的远见卓识。

  宝钢一期工程预算总投资30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技术最新、难度最大的工程项目。争议在所难免。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的上海市和冶金部,以及宝钢工程的建设者,纷纷站到了思想解放的前沿。

  1983年,时任冶金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黎明到宝钢任职,设定以1985年9月这个投产日期为后墙的总进度目标,带领宝钢工程指挥部先后探索了投资包干、节约分成等管理模式,不仅抢回了拖欠的工期,还实现了“工期确保、质量提高、投资不超”的目标。黎明在宝钢一干就是15年,带领宝钢人完成一期、二期建设,开始三期建设,创立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发展新模式,开创了中国国企改革发展持续创新的“宝钢之路”。

  按照新日铁的设计,宝钢炼钢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降低长江水氯离子的含量成为技术上的拦路虎。宝钢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凌逸飞等人提出,在长江口建水库,利用长江的潮涨潮落实现“蓄淡避咸”的方案。1983年大年初一,原宝冶特种公司经理王茂松亲自开着车,在长江引水工地抛下了第一车块石。1985年9月,长江引水工程建成投用,保证了宝钢一号高炉的投产。2005年6月13日,宝钢隆重举行“宝山湖”纪念碑落成仪式。新落成的“宝山湖”纪念碑,将李先念同志1985年11月题词的“宝钢长江引水工程落成纪念”纪念碑和陈云同志1986年5月题词的“宝山湖”纪念碑合二为一。

  2000年底,宝钢三期工程基本建成,使宝钢的建设规模从一期的312万吨钢、二期的671万吨钢,最终提高到1100万吨钢生产能力,产品可顶替441万吨进口钢材。同时,用于三期工程建设的520多亿元投资基本上靠宝钢自筹,整个工程建设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一期工程、二期工程的国产化率分别为12%、61%)。

  2000年,宝钢股份上市; 2005年宝钢成为首批规范化董事会试点企业之一;2016年宝钢又成为首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2016年12月1日,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2017年,被誉为21世纪钢铁“梦工厂”的湛江钢铁基地一期工程全面投产。“成为全球钢铁业的引领者”——中国钢铁航母就这样破浪起航了。

  宝钢建设,使中国钢铁工业的工艺装备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了20年;弥补了钢铁产品品种、质量上的差距和不足;开创了钢铁工业现代化管理的新局面。

  1994年,原冶金部副部长吴溪淳被派到鞍钢兼任党委书记,帮助鞍钢解决生产经营问题。吴溪淳很快发现,鞍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同年岁末,中组部将刘玠从武钢急招到北京,任命他为鞍钢总经理。

  此后12年的时间,鞍钢进入了脱胎换骨的时代——改革机制、改造装备,走出了一条“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的老企业技术改造之路。

  鞍钢技改从“平改转”开始。鞍钢利用原有的厂房装备,改一座转炉,停一座平炉,边生产边改造,连同连铸工艺,鞍钢相继建起了6座100吨的转炉,实现了全转炉、全连铸。1997年,鞍钢开始筹划建设1780毫米热连轧生产线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被鞍钢人戏称为“印钞机”。2000年11月,我国第一条自主设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1700毫米热轧生产线月,由鞍钢总包的济南钢铁公司1700毫米中薄板坯连铸连轧工程投产。鞍钢成为中国第一家既输出产品又输出成套技术的钢铁企业,改变了冶金重大成套设备长期依靠国外进口的历史。

  1993年~2000年,钢铁行业展开了以连铸为中心的生产结构优化。1999年12月10日,武钢初轧厂全线停工,在全国十大钢企中率先淘汰初轧厂,全面实现全连铸生产。2001年12月28日,我国最后一座平炉在包钢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彻底完成了平炉改转炉的技术改造。

  2005年2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的批复》。2005年7月,《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正式出台,提出了产业布局调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于是,首钢800万吨钢铁产能的长途东迁,便兼具了环保搬迁和优化钢铁产业布局的双重定义。

  不仅如此。因为首钢搬迁所选定的新址曹妃甸,曾出现在1917年孙中山先生亲笔撰写的《建国方略》中《北方大港》的地图上,更激起了人们投向海洋的强国热望。

  时空交汇,使命叠加。2007年3月12日,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钢铁厂工程开工典礼在北京和曹妃甸同时举行。2010年6月份,首钢京唐一期工程竣工投产,首钢一业多地的发展格局也已确立。2011年1月13日,首钢举行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首钢搬迁调整顺利完成。其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分别到首钢或者曹妃甸施工现场考察。

  位于渤海湾的曹妃甸,在约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两座世界领先的5500立方米高炉、2座焦炉、3座转炉、1条2250毫米热轧生产线毫米冷轧生产线及各项配套设施,合理有序地“排兵布阵”。作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工艺技术”示范工厂和实施基地,首钢京唐集中采用了220余项国内外先进技术,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达到了三分之二。徐匡迪曾评价说:“中国由钢铁大国迈向钢铁强国,正在由曹妃甸起步。”

  2015年8月21日,首钢京唐二期工程项目启动。落实产能减量置换要求,2018年6月29日,首秦公司1号连铸机正式停产。

  如今,除了首钢京唐之外,鞍钢鲅鱼圈、宝钢湛江、山钢日照等几大钢铁基地已挺立在大海之滨。这些项目取得一系列自主创新成果,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自主设计、制造、工程建设和掌握运用新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1978年,我国大于1000立方米的高炉只有25座;2017年钢协会员企业1000立方米以上高炉已有319座。其中,3000立方米级的高炉19座,4000立方米级的高炉17座,5000立方米以上高炉5座。2001年到2017年,100吨以上的转炉从30座增加到341座,其中300吨及以上14座;连铸机从291台增加到662台,高速线套。中国的大高炉、转炉技术已经实现了对包括韩国、日本、美国等在内的20~30个国家的出口。

  品种扩大,结构优化,质量改善,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发展。1978年,我国钢材自给率仅为72.2%,如今,我国钢铁工业不仅满足了国民经济建设对钢铁产品数量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大多数领域对钢材品种质量的要求。钢协会员企业400兆帕及以上高强钢筋产量占比超过95%;高强船板产量约占船板产量的一半;电工钢板、冷轧卷板、镀锌板等高端产品逐步替代进口,国内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10月24日上午9时,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建设这座世界级的超级工程,所用钢材全部实现国产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宝武、鞍钢、河钢等钢企为其供应钢材超过百万吨。图为港珠澳大桥桥墩浇筑伐板基础施工现场。

  钢铁工业创新体系日益完善,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至 2017年底,钢铁行业已建成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 20 个、工程实验室 5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含分中心)14 个、工程研究中心 6 个、企业技术中心 42 个,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机制。2017年,钢协会员钢铁企业申请专利9821件,同比增长5.55%;期末有效发明专利15678件,同比增加2762件、增长21.38%。

  “互联网+”百舸争流,智能制造再攀高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欧冶云商、南钢 “JIT(准时制生产方式)+C2M(用户对制造端)”平台、河钢唐钢“钢铁企业智能工厂试点示范”等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以及新崛起的钢铁电商、大量应用在产线的工业机器人为代表,钢铁工业两化深度融合和智能制造水平,已走在工业领域的前列。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应该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今天,经济体制改革在政策引领、理论创新、基层实践的相互作用下,被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钢铁人以一往无前的首创精神锐意探索,一个又一个改革创新经验走向全国,极大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那是1979年,为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各部门对钢材的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钢材订货会上,有83万吨钢材国家物资部门无力收购。这使重钢积压了10多万吨属于长线产品的中板没有销路。

  当时钢材仍属于国家统配物资,只许调拨,不许销售。重钢职工提出,既然重钢是国营企业,就应该发挥主人翁精神,想方设法走出困境。至于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能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应由实践来回答。很快,重钢调集精兵强将组建了销售处,迈出了走向市场自销钢材的第一步。

  没想到的是,仅第一个月,重钢中板订货就超过5000吨,用户求购心切。至1979年底,重钢自销钢材12.9万吨,占全年钢材订货量的19%,获利润1788万元,占全年利润的32.9%。

  但是,这种自销“国家重要计划物资”的做法,引起了很大争议。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委甚至联合下文,称“钢材自销违反国家规定,必须坚决制止”。

  1980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重钢副经理、后来成为重钢公司总经理的王宇光撰写的署名文章《自销权——一味救活重钢经济的良药》,从实践上回答了理论界讨论的“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可不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这一问题。

  1984年5月,冶金产品价格的双轨制开始实行,计划内钢材的2%可以由企业自销,价格可以向上浮动20%以内,超产部分可与用户协调定价。1988年,对自销产品价格上浮20%以内的限制取消,计划外产品可以实行市场价。从1993年1月1日起,经国务院批准,除指令性计划内的国防、军工、农业和农田水利(含救灾)、铁道专用钢材之外,从当日起放开钢铁产品的价格;5月1日,经国家物价局同意,从当日起放开铁矿石、锰矿石的产品价格,由生产企业自主定价。至此,国家基本取消了钢铁产品的指令性计划,终结了钢材价格的“双轨制”。1996年,钢材指令性计划代之以产需衔接计划;1999年,产需衔接计划被取消,国家对钢材生产只做宏观总量的平衡与调控。至此,钢铁企业开始由单一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

  1979年5月25日,首钢成为京津沪8个国企改革试点之一,实行利润留成办法。从1982年起,国家对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政策,首钢按国家计划生产的钢材15%可以自销,职工工资、奖金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

  绕过政企不分的体制障碍,获得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有利条件的首钢,得以集中精力探索通过经营机制的转换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新路子。

  实施承包制之初,首钢就提出在内部打破“平均主义”的“三个百分百”:每名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种责任、考核、奖惩三者结合的管理方式,使首钢的生产秩序很快恢复。

  1987年10月,首钢取消干部、工人界限的改革再次引来业内外关注。改革后,无论什么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被称为“首钢工作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同等权利,人力资源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1988年“五一”前夕,不久前还是首钢仓库工人的雷戌,乘飞机飞往美国,从事他喜欢的外贸工作。在1979~1990年间,首钢从工人中先后选拔干部7000多人,干部能上能下也渐成风气。

  1987年,国务院决定全面推行承包制。到1988年底,全国110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实行承包制的占94%。钢铁工业前后十几年的承包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但是,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承包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仅靠企业内部转换机制,难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此后,钢铁企业开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股份制改造等更深层次的改革。

  1974年,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武钢从前联邦德国和日本引进了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一米七”轧机系统,拉开了中国钢铁工业走向现代化的序幕。

  1978年底,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竣工投产。 当年12月,“一米七”轧机试轧国产钢坯失败,而日本钢坯却能够顺利地通过生产线。

  “争气!争光!争一流!”面对困难,十里钢城掀起了科技攻关的热潮,武钢的夜校灯火通明,图书馆天天爆满。 终于,武钢人成功攻克了“一米七”轧机不能轧国产钢坯的难题。

  但是,挑战并没有结束。据1981年调任武钢经理的黄墨滨回忆,1980年,武钢250多万吨钢就有近30万吨废品。从1983年~1985年,武钢开展了“废品减半”、“废品再减三分之一”和“废品再减三万”的活动。在这些目标都完成后,1986年~1988年,武钢又进一步开展了产品质量升级活动。1989年,武钢明确提出了“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是武钢的发展战略。

  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武钢走质量效益型道路的报告,号召全国工交企业学习武钢。这也标志着中国钢铁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模式。直到今天,武钢的质量效益型道路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不过,武钢的改革没有停步。1992年,针对人均年产钢不足50吨、不到国际先进企业1/20的问题,武钢率先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提出“精干主体、剥离辅助、减员增效”的体制改革和组织结构调整思路。1993年,他们喊出了“7万人不吃钢铁饭”的口号。1993年~2003年,武钢7次剥离减员,组建29家子公司、分公司,钢铁从业人员由1992年的11万人减至2002年的1.5万人,一开国有企业主辅分离改革的先河。

  1990年代,邯钢出现了连续5个月的亏损。而邯钢下属分厂每月仍然理直气壮地向财务处催要超产奖金。1991年,时任邯钢总厂厂长的刘汉章和邯钢领导班子做出了决定:实施新的经营机制,“模拟独立核算”,实施“成本质量双否决”。实行新机制后8个月,邯钢即完成利润5194.03万元,同比增长364%。这一经营机制后来被概括为“邯钢经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

  1996年初,国务院发出批转邯钢经验的通知,邯钢经验很快走向全国。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全国企业管理工作会议暨学邯钢经验交流会上指出,邯钢经验的实质用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推墙入海”——丢掉幻想,转变观念,下决心走向市场。

  1996年,贵州省原省长吴亦侠商请当时的冶金部部长、党组书记刘淇,选派得力干部帮助水钢扭亏。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王万宾亲自前往鞍钢物色人选。时任鞍钢总经理助理的朱继民临危受命,到水钢任总经理。原冶金部又组织了一个5人调查组,加上邯钢派出的包括11位基层干部的咨询组,于1997年2月13日一起奔赴水钢。三四个月后,水钢大幅减亏。1998年和1999年,原冶金部先后两次召开水钢学邯钢现场经验交流会,极大坚定了国有企业学邯钢扭亏为盈的信心。

  据粗略统计,到1999年初,通过学邯钢,全国仅冶金行业的企业亏损额就下降34亿元,下降幅度高达30%。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国企改革“邯钢经验”的创造者刘汉章榜上有名,荣获改革先锋称号。资料显示,“邯钢经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企业管理模式革命,先后有2万余家企事业单位到邯钢学习取经,被誉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成为继大庆之后在全国推广的第二个工业学习典型。

  这一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等。

  这一年,时任冶金部部长、党组书记李东冶主持策划实施了“七五”计划时期冶金部对国家实施行业投入产出总承包的方案,承包经营机制得以在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大力推动,冶金行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也是在这一年,沈文荣成为沙洲县钢铁厂厂长,开始全力生产热轧窗框钢。这家由投资45万元的沙洲县锦丰轧花剥绒厂轧钢车间起家的钢铁厂,1992年组建成沙钢集团,并于2001年开始改制。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沙钢坚持“一切从市场出发”,通过引进设备不断调整产品结构,一步步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2015年,沙钢的成长轨迹被拍成了电影《钢铁,是这样炼成的》。2018年10月24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共同推荐宣传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沈文荣榜上有名。

  同是在1984年,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党支部书记吴栋材,花7万元从浙江买来一套被淘汰的小轧机,最终和镇供销社合作建起了一个轧钢厂,永联钢铁公司就此起步。2002年,乡镇企业体制改革大潮来临。在吴栋材的坚持下,永联村保留了永钢集团25%的股份,成功践行了“先富带后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道路。

  还是在这一年,身为泰安地区钢铁厂车间党支部书记、第二水泥厂党总支书记的王守东,眼见泰安地区钢铁厂停产下马,向上级递交了《恢复上马炼铁刻不容缓,决心为振兴莱芜经济做出贡献》的请缨报告,带领300多名职工恢复生产。2003年6月,王守东再次请缨,把周边10个村15000多名群众招至麾下,改制建起7个实业总公司,带领他们参与到泰钢工业园的发展中来。2004年8月12日,泰钢工业园区10个自然村的10000多名农民兄弟全部划归泰钢。泰钢也走出了一条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路子。

  在这个充满梦想的年代,年轻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们,也在蓄势待飞。1984年,年轻的丁立国正在丰润二中就读。1993年,已经在深圳闯荡两年的他决定回家乡唐山创业,做钢材贸易。1995年,丁立国组建了立国集团,转向钢铁实业。1999年,丁立国接手已停产几年的邢台新牟钢厂,并于2007年7月将其更名为邢台德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生根于90年代中,崛起于21世纪,这是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成长轨迹。2017年,中国民营钢铁企业产粗钢4.71亿吨,占全国钢产量的56.53%。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钢铁企业和国有钢铁企业一道积极去产能,共同推进钢铁行业健康发展。2015年,陕钢、立恒钢铁等陕晋川甘18家建筑钢材生产企业通过成立高峰论坛,谋求在自律基础上的“软联合”,使企业从自由竞争向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转变。在工信部2017年、2018年公布的两批绿色工厂名单里,28家钢企被评为绿色工厂,河钢唐钢、河北新金、德龙钢铁、普阳钢铁、河北敬业、太钢不锈、鞍钢鲅鱼圈、兴澄特钢、马钢股份、石横特钢、泰山钢铁、山钢莱钢、河钢邯钢、包钢钢联、吉林建龙、江苏永钢、中天钢铁等不同所有制企业交相辉映。

  2017年4月7日,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联合美国WL罗斯公司、中美绿色基金、招商局金融集团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第一支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四源合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2017年11月,四源合基金参与重钢重整,并最终成为*ST重钢的实控人。目前,重钢已扭亏为盈。

  2005年开始,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加大联合重组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深化改革各项政策“红利”的释放,市场化重组迎来了新的窗口期,联合重组工作中的两大难点——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和重组企业的整合也取得新的突破。

  2017年8月8日,以沙钢集团为主要战略投资者的东北特钢集团破产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8月11日经法院批准实施。重组后的两个月,东北特钢实现扭亏为盈。2017年9月,东北特钢旗下北满特钢被建龙集团重整后,注册更名为建龙北满特钢有限公司。11月13日,停产一年多的北满特钢高炉点火复产,一个濒临破产的老国企迎来了重生。东北特钢与战略投资者的成功重组,开启了民营控股的混合所有制运营新模式。

  同时,已重组企业的内部改革进一步深化。如,宝武集团整合融合、不断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效益;鞍钢集团深化“放管服”改革,把市场化经营决策权放归于各级市场主体;山东钢铁集团,积极改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并于2017年起进行了颠覆式、重生式全员重新竞争上岗,等等。

  回首40年,企业改革从最初的政策调整阶段进入到制度创新、与资本市场等相关领域改革同步推进阶段,并进而与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协同推进,各种要素活力竞相迸发。如今,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强企,正在向我们走来。

  “中国加入WTO是机遇,也是挑战,会发生更多的贸易争端,企业要学会利用WTO的规则,自己去解决问题。”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开幕式后答记者问时指出。

  时隔16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40年的开放之旅,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WTO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钢铁工业一直走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前列。

  1995年,我国钢铁企业取得自主经营出口业务的权利,与国际市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反倾销”也是从那时起就为中国企业所熟悉。

  我国钢铁企业中最早利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维护企业利益的是太钢。1998年,一些国外企业的不锈钢以低于国际市场正常水平1/3多的报价向中国出口,太钢率先向当时的国家冶金局提出对日韩不锈钢冷轧板进行反倾销,得到上海浦钢、陕西精密合金厂2家企业的响应。自2000年12月18日起,我国对日韩不锈钢冷轧板征收4%~58%的反倾销税。

  2002年4月19日,北京机场。前来参加北京科技大学50周年校庆的钢企老总们被挨个拦下。然后,他们毫不犹豫地在一份文件上签名。这份文件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宝钢、鞍钢、武钢、首钢、邯钢联合拟定的《关于对钢铁产品临时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当晚9点多,这份代表着中国钢铁企业意志的文件,被紧急送往原外经贸部。2002年5月20日,原外经贸部正式宣布开始钢材保障措施立案调查。

  那是2002年3月5日,我国加入WTO后不到3个月,美国即发起全球钢铁贸易大战。时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提出,中国钢铁必须采取临时保障措施。

  这是我国加入WTO后,第一次运用保障措施保护国内产业。这一举措保证了我国钢铁产业的平稳发展,也赋予中国钢铁弄潮国际市场更大的自信。

  1978年,我国1/3的外汇都用来进口钢材。到2005年,我国实现了钢材进出口平衡。2006年,我国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钢材钢坯折合粗钢净出口3463万吨,成为钢材净出口国。到2017年,我国粗钢净出口已达到6559.71万吨,而且出现了出口价格上涨、结构有所优化的可喜变化。

  在数量增加的同时,钢材出口结构也在不断改善。特别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钢铁企业加强出口战略谋划,质量、服务和品牌意识日益增强,钢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014年,鞍钢拿下美国最大的悬索桥纽约韦拉扎诺海峡大桥1.5万吨桥梁用钢板的供应合同,仅用一周时间,就顺利实现供货。 2016年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全文转载一篇题为《纽约修桥被迫用中国钢铁,遭全民抵制,政府说出原因后大家都沉默了……》的文章,网友们纷纷留言:“厉害了,我的钢!”

  2014年11月18日,河钢增持德高股权至51%。控股德高,让河钢拥有了全球最大的钢材营销网络。目前,河钢在111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商业活动,与全球331个钢厂建立了业务往来,产品销往4.4万家客户,奔驰、宝马、卡特彼勒、西门子等越来越多的世界级巨头与河钢形成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作为全球最大不锈钢企业,太钢瞄准高端技术产品,不断创新。2018年,太钢研制和生产出“手撕钢”——不锈钢精密箔材,质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宽度上已经超过了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当年8月9日,“手撕钢”研制成功不久,重达600公斤的钢箔就销往德国。

  2017年11月份,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织对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兴澄特钢和钢铁研究总院共同完成的“超纯净高稳定性轴承钢关键技术创新与智能平台建设”进行成果评价,认为兴澄特钢高端轴承钢的冶金质量和性能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2018年9月20日,由中信集团主办、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承办的滚动轴承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滚动轴承国际高端研讨会。

  2003年,中国进口铁矿石数量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当年岁末,以宝钢为代表的中国钢铁企业首度参与一年一度的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国钢铁企业终于有了在铁矿石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

  以此为起点,到2010年长协机制崩溃,再到之后的季度定价、指数定价等,中国钢铁工业为打破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FMG四大矿山巨头垄断,争取铁矿石定价更大话语权的努力从未停止。

  2011年10月1日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联合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推出的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CIOPI)开始按周发布。2014年1月1日起,CIOPI开始按工作日对外发布,打破了完全依靠普氏指数定价的被动局面。

  2013年10月18日,全球首个以实物交割的铁矿石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这期间,焦炭、焦煤、铁合金、线材、螺纹钢、热轧卷板等期货品种分别在大商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为钢铁企业提供了完整的套期保值和避险工具。

  2018年5月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正式实施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进入铁矿石期货国际化的新阶段。

  2018年以来,铁矿石供需双方的高层沟通得到加强,铁矿石市场没有出现大幅波动,保持了较好秩序。上半年,我国进口铁矿石5.31亿吨,同比下降1.6%;6月末,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62%品位进口铁矿石到岸价格比2017年末下降7.5%。

  2018年7月3日,河钢塞尔维亚公司的员工们很兴奋,因为他们得知工友白莉娜的女儿创作的《妈妈工作在河钢》在“河钢十年书画展”中获奖了。白莉娜更是难掩激动之情。因为是中国人的到来,改变了她一家人的命运。

  曾经,斯梅代雷沃钢厂连续7年亏损,工人们的收入持续下降,白莉娜的爱人离开了斯梅代雷沃钢厂,四处寻找工作。2016年4月18日,河钢集团出资4600万欧元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不仅当年即全面盈利,保证了5000多名当地员工的就业,而且每年还能新增200个就业岗位。白莉娜的爱人回来了,女儿也盼望着长大后到河钢塞钢工作。

  2014年5月,马钢以资产收购的方式收购了法国瓦顿公司。2018年7月,马钢160件时速320公里的高速车轮在马钢瓦顿股份有限公司(法国)重新包装后,顺利运抵德国铁路公司,准备装车运行。世界高铁车轮市场从此有了“中国造”。马钢也成为国内首家向海外出口高速车轮的企业。

  2017年5月29日,由中冶赛迪集团总承包建设的台塑集团越南河静钢厂1号高炉点火,标志着中国首次特大型高炉核心技术、装备和项目管理模式整体出口的样板工程成功投产。

  2018年3月1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定终止原告美国钢铁公司对中国钢铁的“337反垄断调查”。至此,经过近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中方在“337调查”中的反垄断、盗窃商业秘密、虚构原产地三个诉点上全部胜诉。

  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国钢铁人不畏挑战,团结应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行业特质。

  那是2016年4月26日,美国钢铁公司指控部分中国钢铁企业生产、销售的部分产品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要求ITC启动“337调查”,禁止中国出口相关被诉产品到美国。2016年5月26日ITC公告启动调查。

  2016年12月8日,在正式开庭之前的中美双方见面和解会上,面对美方代表及其律师傲慢的态度和苛刻的“和解”条件,7家中国应诉企业代表和代理律师坚决说“不”,下定决心“为荣誉而战、为正义而战”。

  中国钢铁的胜诉,为各行各业应对贸易摩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一步坚定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彰显了走过改革开改40年光辉历程的中国钢铁工业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刘振江指出:“我们不会恐惧,也不会束手无策,坚信占全世界半壁江山的中国钢铁工业的实力。我们不怕风吹浪打,一定会更高更强!”

  钢铁行业是改革开放以后节能环保意识觉醒较早的行业,而且一度走在工业领域的前列。早在1978年,鞍钢就提出“大打环保仗”,实施了八大环保改造工程。上世纪90年代,济钢实施了以“四全一喷”、“四闭路一循环”为代表的节能降耗和内涵挖潜等创新措施,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位居行业前列。

  2013年、2015年和2016年,国务院分别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5年7月份,中央深改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从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在河北试点开始,环保问责风暴席卷全国。

  2017年2月17日,原环保部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首次将通道城市简称为“2+26”城市,并对这些城市提出了实施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

  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开始施行。当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对重点地区的钢铁等几个行业的污染物排放做出严格限制;5月份,生态环境部又印发了《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污染物排放标准较特别排放限值更为严格。7月3日,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区域除“2+26”城市,新增长三角地区和汾渭平原。

  当年,“亿吨钢铁壮国威”,是人民的期待;今天,打赢蓝天保卫战,同样是人民的期待。2011年5月24日,宝钢发布《绿色宣言》、《产品环境声明》,表达中国钢铁企业践行绿色理念、做绿色产业链驱动者的决心。响应人民的期待,中国钢铁人开始了新一轮从发展理念到发展方式的自我革命。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河钢唐钢和其他钢铁企业一样,生产经营受到巨大冲击;同时由于城市钢厂的环境压力,一度面临搬迁的命运。但是,“绿色转型”使唐钢焕发了勃勃生机。他们提前关停拆除了一批落后装备和生产线,拆除了一批无序建筑、规划外建筑,并将腾出来的区域全部用来绿化,建设花园式工厂,新增绿化面积达36万平方米,整个唐钢的绿化覆盖率由21%提高到42%。2008年—2010年,唐钢节能减排累计投资26.8亿元,重点实施26项节能减排项目,实现了外购生产用新水为零和废水零排放,二次能源利用水平也达到行业一流。“绿色转型”使职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直接带动了效益的提升。

  唐钢“绿色转型”引起了业界强烈反响。至2010底,去唐钢参观、考察和学习的人已有一千多批、一万多人次。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副会长刘振江指出,唐钢用自身的尝试为中国钢铁企业转方式、调结构探索出了一条道路,而且更进一步说明,中国有能力打造世界上最清洁的钢厂。

  2012年,安钢集团生产经营困难重重,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亏损。2014年初,安钢集团在全面打响生存保卫攻坚战的同时,提出了把环保攻坚当作“第二场生存保卫战”。

  面对“2+26”城市排放限值的新要求, 2017年3月份,安钢下决心集中启动了总投资30亿元的环保提升项目建设,每年可减少颗粒物排放3200吨、二氧化硫2700吨、氮氧化物5500吨,减排比例分别为71%、60%、76%。安钢集团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实现全干法除尘的钢铁联合企业,主要工序环保治理效果全部达到世界一流、国内领先水平。

  同时,安钢集团经营业绩逐年向好,2017年实现利润20.6亿元,创历史最好纪录。安钢用实践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添加了醒目的注脚。

  如今,一批优秀企业的节能环保工作已达世界领先水平。2017年,重点钢铁企业吨钢耗新水量为2.93立方米,比2016年下降5.27%;水重复利用率达97.80%,比2016年提高0.06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总量和吨钢化学需氧量分别比2016年下降或减少3.69%、7.34%和2.96%。

  中国钢铁行业,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行业。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钢铁人从旧中国的废墟上站了起来,荜路蓝蒌,激情奉献。改革开放以来,钢铁行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熔铸出特有的钢铁精神。

  1983年,太钢生产排渣告急。太钢加工厂60岁的干部李双良,带上3个儿子,拿着皮尺,一尺一尺地丈量渣山,盘算出了一个从渣山里回收废钢的方案。很快,在地方和企业的支持下,李双良组成了一支近千人的包工队伍,上渣山挖废钢。六七年间,李双良把堆积半个多世纪的渣山搬掉了4/5,累计回收废钢铁50多万吨,创造了8000余万元的财富,还把渣场建成了一座美丽的大花园。李双良先后获得了“八十年代愚公”、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500佳”等荣誉称号。

  1990年1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李双良题词:“学习李双良同志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把太钢办成第一流社会主义企业”。时任冶金部部长、党组书记戚元靖为李双良治渣的现场题写了“太钢渣场”4个大字。

  “前20年,人家是拼了命的。我要赶上去,也只有拼命。”曾乐,面对精密焊领域与国外20年的差距,他这样说。

  在小小的办公室兼寝室里,曾乐开始了精密焊的最初探索。当他得到了有3个窗户的一间平房,便正式亮出了“精密焊接实验室”的牌子,开始了向世界先进水平的冲击。后来,宝钢把这个实验室命名为“曾乐实验室”

  “我决定彻底治疗3个月,回来完成我的另一个大目标——建立中国的易焊钢系列。”曾乐,在得知自己患上肝癌时,他这样说。

  从1991年初夏到1996年早春,是曾乐与病魔抗争的6年,也是他继续报国奉献的6年。6年中,他撰写了8万字的《精密焊接》一书,主编了《现代焊接技术手册》,中国易焊钢种一个个在他手下诞生,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1996年6月20日,原冶金部作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向曾乐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强调,曾乐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楷模,也是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光辉典范。

  “雷锋、郭明义、罗阳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辽宁代表团审议时说。

  “当代雷锋”郭明义,现任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业务主管,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有人帮郭明义算过一笔账,到2010年,20年间,他累计无偿献血达6万多毫升,相当于他身体全部血量的10倍;16年间,资助180多名贫困学生,资助金额达12万多元。201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为他做出批示: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新时期学习实践雷锋精神的优秀代表。

  2009年7月,郭明义发起成立“郭明义爱心团队”。据不完全统计,至2017年,郭明义爱心团队遍布全国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志愿者将近72万人,已累计捐款300多万元,援建希望小学5所,资助困难学生5000多人次,无偿献血200多万毫升,捐献造血干细胞血液样本4000多例。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回信,鼓励他们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为实现中国梦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在12月18日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雷锋精神”的优秀传承者郭明义,名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中,获得改革先锋光荣称号,登台接受中央领导同志颁授的改革先锋奖章。

  2010年9月30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副会长刘振江撰写的署名文章《向郭明义同志学习,创先争优,构建和谐,为推动钢铁工业科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指出,郭明义体现了中国钢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不错!从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勇攀高峰”的马万水工程队,到见义勇为的女英雄白雪洁,再到孔利明、王军、韩明明、王康健、曹雁来、李刚等一大批工人发明家、大国工匠,再到2015年获得中宣部“时代楷模”称号的李超……中国钢铁人集结在党的旗帜下,“爱岗敬业、志在报国、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勇于创新、争创一流、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钢铁精神代代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钢铁人认真落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2016年10月份,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安钢集团做了《实行“四个三”党建工作法为企业解危脱困转型发展提供动力保证》的典型发言。此后,中国冶金政研会在安钢举行学习“四个三”座谈会,河南省两次举办省管企业学习“四个三”现场交流会,多家单位到安钢参观学习。同时,鞍钢党委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并制订了《建设鞍钢廉洁地图指导意见》;马钢独创了“矩阵式党建”工作法;南钢探索总结出一套适合混改企业的党建新模式“卓越党建模式”;华菱湘钢则大力培育“以奋斗者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为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凝聚强大正能量……

  党旗高扬强自信,钢筋铁骨铸忠魂。如今,谋事创业、风清气正的崭新风貌正扑面而来,为钢铁工业由大向强的转变汇聚起新的磅礴力量。

  2018年,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空节点,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回望来路,洪波涌起;展望前路,蓝图漫卷。

  回首40年的发展,我们收获了一系列深刻启示和宝贵经验。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动钢铁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最宝贵的经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持续创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是钢铁工业实现既大又强目标的根本路径。

  审视今天的钢铁工业,我们还有不少顽瘴痼疾待破。我们最大的教训是: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粗放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还没有得到彻底荡涤。

  我们应该看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矛盾虽有初步缓解但产能扩张的冲动仍然强劲;思想观念的束缚、利益固化的藩篱仍然制约着提高产业集中度、调整产业布局的步伐,制约着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制约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等一系列企业改革的深化推进;安全、法治、诚信的理念还没有渗透到企业组织的每个细胞中。

  我们应该看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还有待进一步落地。钢铁工业尚未完全摆脱关键、核心技术追随者的角色,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存在明显差距;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和领军型人才培养仍在路上。

  我们应该看到,质量时代的质量价值观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我国一些钢材产品在品种、质量、服务等方面还缺乏竞争力,在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性的工艺技术研发、精益管理,以及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培育等方面,还要付出更多努力。

  我们应该看到,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还有待进一步培育。大国钢铁的品牌意识、责任意识需要进一步增强;钢铁工业互利共赢的资源供需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能够引领国际钢铁创新发展的世界一流的钢铁企业集团还处于呼之欲出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绿色发展理念还没有内化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本质需要,先污染后治理的窠臼还没有被彻底打破。钢铁企业间节能环保水平参差不齐,区域钢铁总量与环境容量、承载能力的矛盾仍然突出,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钢铁企业和钢铁产品的绿色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我们应该看到,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发展阶段的转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实现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还会触及更多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和矛盾,非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凤凰涅槃的决心不能克难制胜。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2018年7月份,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正式发布《中国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战略和路径》研究报告,提出了提前 5~10 年率先实现既大又强的钢铁现代化,以支撑 2035 年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

  又一个“率先”的目标摆在眼前,中国钢铁人重任上肩,整装再发,一如4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路上爬坡过坎、气势如虹。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和舍我其谁的精神,接力奋斗,推动钢铁工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绽放活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焕发新时代的钢铁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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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描述: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来信祝贺并赠送锦旗:为工业中国而斗争! 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为工业中国而斗争!从此成为中国钢铁人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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